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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因抗诉而再审的22件民事、民商事案件的调查报告

发布时间:2006-01-10 16:24:09


一、近三年审理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2003年至2005年10月份,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民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22件,其中维持12件,占结案的54.5%;该判6件,占结案的27.3%;发回重审1件,占结案的4.5%;调解结案1件,占结案的4.5%;撤诉1件,占结案的4.5%;终结诉讼1件,占结案的4.5%。

近年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1、检察机关对民行案件的抗诉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特别是2004年猛增,2005年呈下降态势。民行抗诉案件的相对数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2003年新收案件6件占当年再审案件新收案的7.7%,2004年占14.4%,2005年1—10月下降至1.2%

2、近三年来,民事抗诉案件占抗诉案件的82%,刑事抗诉案件占18%,行政抗诉案件无。民事抗诉案件均为本院二审程序。法院在民事案件办案质量上和对下业务指导及对当事人服判息诉工作应引起重视,加强这方面工作。

3、2004年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数量猛增,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指导思想有关,今年检察机关开始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效果显著。

4、2003年至2005年1—10月份,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平均改判率为36.5%,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的平均改判率与之基本相当。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中改判、发回重审的数量占结案的31.8%,检察机关抗诉的大部分案件原判的质量是经得起检验的,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提高抗诉的准确性。但是有部分案件存在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二、抗诉案件改判原因分析

1、原判在认定事实、审判程序等方面均有错误而导致检察机关抗诉的。如付某与某化工轻工材料公司(以下简称化轻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对借贷事实均无异议,付某请求化轻公司还款依法应予支持,判令化轻公司给付付某借款1万元。检察机关提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本院再审查明,付某就此1万元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过侯某(化轻公司法定代表人),法院据此作出了生效判决。就同一事实人民法院不能重复审理。因此,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且审判程序违法。再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撤销原判,驳回了付某的诉讼请求。

2、原判认定事实有误而至检察机关抗诉。如黄某与肖某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终审认定黄某将鞍山市北出口两栋楼油漆粉刷工程承包给肖某,工程完工后,黄某两笔承揽费合计欠肖某21,226元。黄某虽对此予以否认,因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对其主张法院没有支持。判决黄某给付肖某承揽费。检察机关以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应认定黄某欠肖某工程款6,451元的主张。经本院再审认定,黄某向法院提供的清单复印件的上半部分与肖某所提供的证据复印件的内容一致,复印件下半部分欠款内容也与黄某所写的清单内容一致。肖某在接受该清单后对清单的内容并未提出异议,并以此作为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又将清单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予以遮盖。故黄某所提供的清单复印件是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而肖某所提供的清单复印件因其内容不能完整、真实的反映客观实际,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是正确的,判决撤销原判,判令黄某给付肖某工程款6,451元。

3、原判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而致检察机关抗诉。如某冶金炉料厂(以下简称炉料厂)与某市环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原审认为, 炉料厂与环城公司先以协议确定双方的联营关系,后用购销合同的形式确定炉料厂应得的利润,属于联营协议中的保底条款,因其违背联营活动中应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应为无效;炉料厂提出的补充协议是环城公司对利润分配新的要约,这种要约没有炉料厂承诺,不能视为有效;但环城公司应给付炉料厂所欠的货款205,589.30元. 检察机关认为,购销合同是对联营预期盈利的利润分配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更不是保底条款,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认为,双方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市场实际情况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的书面约定,在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有效,依据该约定,双方对各自的权利、权益的处分,也应有效。检察机关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联营经营协议》的内容,并不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联营购销合同约定的给付炉料厂的加价款不应视为保底条款正确,应予以支持。

三、抗诉案件调解结案的原因分析

由于抗诉再审案件涵盖了一、二审及再审程序,所以诉讼周期均较长,加之检法两家对原判的结果意见相左,使得案件更为复杂。如果原审确实存在不当指出或者以方当事人在法律上虽无法得到支持但在情理上确属不公,通过调解方式结案往往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调解结案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制原则,同时也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救济途径,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程度上实现案了民了的司法价值追求。

四、抗诉案件撤诉结案的原因分析

本院审理的抗诉案件当事人撤诉案件1件,即宋某与某矿管局矿产品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矿管公司)企业承包合同一案,原判认定宋某在开采从矿管公司承包的矿时越界开采属违约行为,判令终止双方的承包合同。检察机关则认为,原判认定宋某越界开采的主要证据不足。再审审理期间,宋某提出其前期投入较大,终止履行合同其损失过多,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提供其没有越界开采的证据。矿管公司坚决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由于矿在地下,查证宋某是否越界开采困难较大,后经调解由第三人与矿管局签订合同,第三人再与宋某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均得到满足,宋某撤诉。该案与调解案件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均通过法院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使双方当事人在利益分配的某一点上找到契合之处,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因双方的利益分配上涉及案外人,无法通过本案直接达成调解协议,故而以撤诉结案。

五、抗诉案件发回重审结案的原因分析

本院审理的抗诉案件当事人发回重审案件1件,即某建筑工程公司与某土建工程公司建设工程纠纷一案。原审认为,土建工程公司与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虽然土建工程公司称杨某、崔某作为建筑工程公司代理人已将工程款取走,不应再支付工程款。但杨某在超越代理权限,崔某在无代理权的基础上与土建公司达成的付款结算协议是无效的。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土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杨、崔二人有代理权,所签订两份付款结算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判令土建公司向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确属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认为,原审对杨、崔二人为何多次到土建公司处领取工程款及与土建公司分别签订的付款结算协议的经过没有查清,建筑工程公司在本案主张的工程款与其二人有利害关系,原判认为杨、崔取走的款项行为另行解决不妥,应追加其二人为本案第三人并承担给付责任。故将本案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六、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提起和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抗诉案件提起方面的问题

第一:诉案件立案标准不明确,案件来源过于宽泛,凡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提起抗诉的案件,法院均应当受理,但案件“确有错误”的审查确认的程序、标准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定。近三年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理民事、民商事抗诉案件22件,改判6件,发回重审1件,共占结案的31.8%,这就意味着大量原判正确的案件在再审期间其原判的效力处于甚至长期处于待定状态,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既不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又导致大量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现有法律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缺乏时间限定,法院无法了解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起申诉的时间,加之检察机关的抗诉均要通过同级检察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后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通过,这一过程较为漫长。有的抗诉案件到法院立案再审时,已是作出生效裁判几年之后,当事人主体、财产关系情况往往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增加了再审案件的审理难度和工作量,而且再审判决之后难以执行 。第三,由于提起抗诉当事人不交诉讼费,为数不少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故意不上诉,而后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对此必须从立法上加以限制,如设立当事人对案件不服又不行使上诉权利的,除法定事由外,无权申请检察机关抗诉,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等制度。本院提审的李某与某建筑公司建筑施工合同一案,一审判决后未上诉,向原审法院申诉,再审后又未上诉,而是向检察机关申诉,因一审法院已再审只好由本院提审。这种做法的实质是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诉讼风险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将部分诉讼成本转嫁给国家。

2、关于抗诉案件审理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渐已形成共识,即“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只能是一种经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即相对真实,诉讼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公平、妥当的解决纠纷。但长期以来,为数不少的申诉人对进入再审的理解就是法院纠正错案,而且要求一种比较绝对的事实真实和公正。这种认识误区,给法院依法再审造成了一定的、不正常的压力。

抗诉案件再审庭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畸形情况令人深思:第一、有的案件的当事人在再审中提出的证据与原审中所举证据大相径庭,并以此推翻原审证据认定的事实,检察机关亦主要据此启动抗诉,而立法上对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不遵守证据规则的过失或恶意,缺少调整、惩治的规定,这对法院不公平且使法院很被动。第二,有的案件的申诉人死亡或申诉一方放弃申诉请求,人民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原判结果建议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检察机关基本不予考虑,导致再审无法进行。如王兴顺与鞍山市千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申诉方鞍山市千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不愿参加诉讼,拒签一切法律文书,检察机关又不愿撤诉,以至在庭审中无法质证,被申诉人把矛头直指检察机关,场面非常尴尬。第三,有的申诉人的申诉理由甚至主要申诉理由未在抗诉书中体现,申诉人在庭审中专门提出,法院不予审理,检察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如李兴权与鞍山市第六建筑公司建筑施工合同一案,申诉人李兴权在庭审中提出,他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也有意见,单独向法院提出他的申诉理由,本案部分改判,但并未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而是支持了李兴权的申诉理由。第四,有的抗诉案件进入再审以后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抗诉机关坚持抗诉,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再审诉讼,对此,法律应当进行审视和规定。第五,有的抗诉书对案件事实下结论且结论有误,客观上对当事人起了误导作用,大大增加可法院的审理难度,非常不利于法院做服判息诉的工作。

七、几点建议

总结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理工作,有一些好的做法,但同时存在大量的问题,亟待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坚强调查研究,研究解决的办法,从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高度,通盘考虑,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法制理念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国际接轨的、富有规则的抗诉案件再审法律制度。

1、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 

根据民法私法自治的原则,在不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在其私权领域内自主行使其权利。有起诉权、上诉权和放弃自己诉讼请求和接受对方诉讼请求的权利,国家权力不能对此进行随便干预。在当事人放弃上诉的案件中,当事人显然是出于自身的各种原因在权衡利弊后愿意接受一审判决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检察院对此种情况下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显然是违背了私法自治的处分原则,是国家权力对私法权利的干预。另一方面,即使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在裁判生效后又向检察院申诉引起抗诉的,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么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2、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 。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的,绝大部分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向其反映而引起的,靠检察院自身主动检查、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而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检察机关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分割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3、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必要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终审判决的“既判力”角度出发,在原终审裁判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明显不当,裁判结果无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不应提起抗诉,从而保证“两审终审”的法定效力。因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责应是终审裁判的合法性而不是刻意追求绝对的合理性。案件在两审终审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同时还会与第三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如果此时随意以毫无必要的理由提起抗诉,推翻原有的法律关系,这只能引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再一次处于动荡状况,不仅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会随时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在案件的判决或裁定相对正确,无纠正必要时,提起抗诉重新审理,会无端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符合诉讼目的和诉讼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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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关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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